叶挺为啥突然成新四军军长了？一文讲清

叶挺为啥突然成新四军军长了？一文讲清

你很快就能发现一件事。

自打1927年国共决裂，中共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之后。

几乎在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的关口，你都能看到周恩来的身影。

尤其是在事关中共命运的会议和决策中，周恩来从未缺席。

为何？

周恩来从1927年进入政治局，一直到临终，从未离开过最高领导层。

对，从未离开。

他当了49年的政治局委员，其中43年是政治局常委，还有27年是国务院总理。

在那个革命朝不保夕，党内路线斗争如此混乱的时代，不管谁上谁下，周恩来在最高领导层中，总有一个位置。

往往还是处于二、三把手的关键位置。

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或许可以通过叶挺当新四军军长这个事，一窥这个奇迹背后的必然。

全文9000多字，一次看个爽。

01

浪子回头金不换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线，我们基本梳理完了。

接下来就是新四军改编的事。

关于这个事，过去我始终有个疑问没解开，新四军的军长怎么会是叶挺？

叶挺从我党历史中消失了很长时间，长期没有他的消息。

但突然之间，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的关口，这个人就突然出现在那里，重新连接了。

而且一上线，就是新四军军长。

这中间确实有许多事情弄得不清不楚。

最后我翻了一圈资料，才搞明白叶挺成为新四军军长的幕后故事。

我们之前聊过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熊向晖的故事，熊向晖是周恩来当年布下的闲子，最后发挥了大用。

而叶挺当军长这个事，不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结果，是周恩来灵机一动的神来之笔。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

周恩来就是这种，有化腐朽为神奇能力的大领导。

叶挺这个事说起来特别简单。

周恩来让潘汉年安排，跟叶挺见了一面。

谈了一会后，周恩来觉得叶挺还是值得信任的，于是鼓励叶挺去争取新四军军长，然后这个事就成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但周恩来推动叶挺当新四军军长，解决了教员的担心，解决了老蒋的猜忌，解决了新四军改编的难题，还解决了陈诚等国民党大员的压力，更解决了叶挺的个人问题。

可以讲，因为周恩来的一句话。

原本弄成死疙瘩的新四军改编，以及僵化的南方局面，很神奇地被盘活了。

除了项英被迫当了副军长之外，其他所有人的问题都解决了。

周恩来办事属于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于不声不响中，就把惊天动地的大事办了。

从外面看，你只能看到周恩来说了几句话，出了几次差。

内里乾坤的精彩，外人是一丁点都看不到。

张爱萍说： “在周总理手下干活，你就能学会如何做事”。

等你老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一生，就会明白：

重要的，是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做什么样的事。

碰到周恩来这样的人，真是一生的幸运。

叶挺对此最有感触。

02

时代的宠儿

叶挺原本前途不可限量。

1928年，他在莫斯科遭受打压，再加上受到失败主义情绪的影响。

在没有征得党同意的情况下，一个人悄悄离开莫斯科，去了欧洲，同党脱离了关系。

叶挺是我党历史上，比较早的军事领导人。

叶挺独立团的名号，想必很多人都听过。独立团的前身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1924年10月，周恩来奉命担任广东区委书记。

任期虽然只有三个月，但在此期间周恩来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支持孙中山北上，另一件就是成立铁甲车队。

这是中共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因此，也可以讲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就是从周恩来开始的。

1925年11月，上面决定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将铁甲车队扩编为一个独立团。

周恩来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选拔了一批高素质的学员担任排以上干部或班长，其中大部分人是党员团员，全团约2000人，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

为什么选叶挺当团长？

叶挺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1912年，16岁的叶挺考入广州陆军小学，两年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军校，1917年他又以优等生的身份，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

在那个时代，像叶挺这样死磕军校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时代的宠儿。

什么叫时代的宠儿?

就是不管你怎么试错，时代都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

没办法，谁让乱世就稀罕军人呢。

这样的人才，参加国民党，混得再差也是个军长，参加共产党，高低是个高级干部。

而叶挺就不一样了。

他先参加国民党，后参加共产党，先给孙中山当保镖，后接受周恩来领导。

结果差点玩脱了，从两党争宠，到两党里都没有他的位置。

这个跟斗跌的够惨。

叶挺用了十年才明白，个人能力在组织力量面前，简直不值一提。

但又有几个人，过了十年后，还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值得大佬亲自下场捞你呢？

大多数人只要晚了一两年明白。

那也就没你什么事了。

03

登场就是主角

叶挺一出校门，享受的就是顶级待遇。

1920年，叶挺任粤军第1师少校参谋。

1921 年调第一师工兵营任营副，不久升任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

粤军第一师是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国民党中一大批军事大佬，都是从第一师出来的。

比如李济深、陈诚、薛岳、罗卓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余汉谋等人，都是第一师出身。

这些人日后都成了一方大佬。

更绝的还在后面，1922年粤军陈炯明叛变，派重兵围攻孙中山的元帅府时，叶挺身先士卒，率领部队跟叛军激战，成功掩护孙中山和宋庆龄等重要人物脱险。

从此之后，叶挺在孙中山和宋庆龄那里，就挂上了号，成了绝对放心的心腹。

这样的人才，自然也是我党努力争取的对象。

1924年，孙中山跟苏联合作，双方商量着在莫斯科办一所大学专门帮中国培养革命人才，在学校还没有建起来之前。

叶挺说自己也想要去莫斯科学习。

孙中山听后很高兴，立马给他开介绍信。

国民党元老廖仲恺，还有邓演达，都全力支持他，资助他去莫斯科留学。

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留学时，叶挺接受了共产主义，加入了共产党。身份对了，军事素养一绝，还经受过实战考验，能力、名气、资历全都有。

所以1925年一回国，他立马就成了独立团团长。

那时的叶挺，浑身就像闪着光芒，军靴擦的锃光瓦亮，大高个往人群中一站，是那么的显然突出。

要是按照剧情发展下去，叶挺的未来不可限量。

但突然之间，他就掉队了，从此就跟自己的同龄人渐行渐远了。

或许，也只有从这些天之骄子般的人物身上，你才能看到周恩来的独特性。

起点，才华，比周恩来高的人有许多。

但能像总理一样走得如此稳，如此持久的人，没有几个。

周恩来总处在一个被需要的位置。

你被需要，你就还有价值，你还有价值，就不会没有位置。

04

南昌起义的元帅组合

1927年老蒋叛变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跟国民党有很深联系的叶挺，并没有离开革命队伍。

反而跟陈诚等人分道扬镳，很坚定的要跟党走的。

南昌起义的主力军，一部分是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另一部分就是叶挺的第十一军。

彼时周恩来是前敌委员会书记， 全面负责起义的策划与组织工作。

贺龙是起义军总指挥，叶挺是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则是参谋长。

按照这个组合，叶挺建国后妥妥的元帅一名。

而朱老总当时根本没进领导层。

主要作用是向导和参谋，所谓向导就是利用自己在军阀中的人脉关系，让敌方部队卖个面子。

没想到，后来这个处在核心领导层外围，不怎么被信任的朱德，竟成了叶挺部队的中流砥柱，在关键时刻保留了火种，成了红军之父。

而叶挺反倒那啥了。

所以命运这东西不是注定的，你要是拼了命都要追求某个目标，谁都拦不住你。

后来叶挺想明白了，也拼命证明了自己。

哪怕他后来牺牲在了四八空难中，但如今谁人不知叶挺独立团？

言归正传，南昌起义以惨败告终。

聂荣臻回忆，当时周恩来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脸色惨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

开南昌起义总结会议时，周恩来是被人用担架抬着过来的。

他作为这次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推诿敌人如何强大，一张口就是自己的失责：

“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接着周恩来对失败后的行动，做了较为妥当的安排。

随后征求两位军事首脑的意见。

叶挺讲：“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打游击）

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周恩来是个很地道的人，起义失败后，他先安排国民党左派的同志撤退，随后将张国焘、李立三、贺昌等党内同志都妥善送出去了。

周恩来躺在担架上，走在最后面，别人看他病成这个样子，都劝他离开部队。

但周恩来的态度很坚决：“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

这就是周恩来。

他总是先把所有人的事都尽可能安排妥当，他该承担的错误，绝不推诿，他能做的事，绝不摆手。

总是别人需要他，而不是他需要别人。

这可能就是政治长青的原因。

一个领导者，懂得倾听、懂得尊重，还愿意承担责任保护下属，你要做到这份上了，别人怎么可能会不听你的？

部队在撤退中被打散。

搞到最后，周恩来身边就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两个人。

聂荣臻后来回忆，周恩来当时已经烧糊涂了，有时神志不清，还在喊：“冲啊！冲啊！”

幸好碰到了杨石魂，他找了一条船去香港。

这条船小的可怜。

船舱里只能躺下昏迷的周恩来，而聂荣臻、叶挺、杨石魂还有船工，他们四个人只能待在船面上。

船太小，实在待不了那么多人，还晃来晃去。

为了不掉进海里，聂荣臻他们就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桅杆上。

就这样飘了两天一夜，飘到了香港。

05

广州起义失败

南昌起义失败，周恩来等人“上海”。

只有朱德带着一部分原本不归他领导的部队，到了井冈山。

而秋收起义失败后，教员则直接带着剩余部队“上山”。

许多年后，周恩来总结这段历史，当时确实不应该那么着急走，更不应该再去组织广州起义。

应该学习教员上山。这才是正确的道路。

广州虽然是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但经过四一五清洗后（李济深等人发动），革命力量已经大打折扣了。

哪怕广州起义成功，也待不住。

去广州是一种惯性，是未经充分思考的结果。起义的各种准备很不充分，经验也不足。

首先兵力上就不足。

负责起义的主要部队是叶剑英的教导团，几万人都没有干成的事，一个主力团能干什么？

总指挥是叶挺，聂荣臻负责组织联络，周恩来养病未到场。

起义用的手雷是手搓的，自己造完了之后，藏在米里运进城，结果被敌人搜出来了。

敌人知道有人要起义后，立马全城戒严。

而叶剑英、聂荣臻他们又不能坐以待毙，只能把起义时间提前了。

作为起义总指挥的叶挺，出于安全的考虑，上级让他在起义前三天才去广州。

结果起义提前了，叶挺到了广州之后，还没来得及熟悉情况，起义就开始了。

随后就是一片混乱。

敌人的反扑很厉害，到处捕杀革命党人。宁杀错不放过，凡不会说广东话的，一律都当革命分子枪毙。

五六天的时间，就捕杀了五千七百多人。

可见反革命镇压革命手段是多么的残酷无情。

06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广州起义是叶挺命运的转折点。

起义失败后，聂荣臻等人跑到了香港，这里有党的组织。

后来叶剑英也到了香港。

但不知道怎么弄的，叶挺跑到了日本，住在基督教办的青年会里。

这导致他错过了1928年初，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的，全面检查广州起义的会议。

这个会是李立三主持的。

当时他在党内地位很高，他的主基调是彻底否定广州起义的意义。

很多人强烈反对，可李立三一意孤行，依旧下命令，惩办了许多人。

开这种分锅会，有一个大忌，谁不在场谁倒霉。

一旦你不在场，这期间所有的变数都是你无法把握的。

叶挺作为广州起义的军事总指挥。

他理应像当初的周恩来一样，做好总结。

广州起义有许多需要说明的特殊情况，确实有曲折，可他又不在场，无法说明。

一群人开会，如果你不在，那对不起，最后的决议，一定是对你不利的。

谁不在，对谁不利。这是职场会议铁律。

你不解释清楚，一些事稀里糊涂也变得更稀里糊涂了。

事情原本还有转机，后来中央觉得李立三的决定太过火了，让周恩来重新处理对广州起义的决议。

周恩来撤销了李立三的决定，基本把这个事说清楚了。

然而由于香港那个会，对叶挺已经形成了许多说法。

导致几个月后在莫斯科，广州起义又被王明当成了子弹，用来突显自己的存在感。

王明这个没有参加起义的人，写了一本《广州暴动纪实》，把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到叶挺身上，将问题讲得十分严重。

不得不说，王明这个人其他能力不咋样，但踩着同事上位的本事是真一流。

他总能识别出谁是政治上的“软柿子”，逮住了，就使劲捏。

聂荣臻只在回忆录里讲，他找到了叶挺的老丈人，让他去日本通知叶挺。

六大正式召开之前，叶挺赶到了莫斯科。

但我没有搞清楚这里的时间线。

究竟是王明先在莫斯科攻击了叶挺，之后叶挺知晓了这件事，为了说明情况才赶到莫斯科。

还是王明对他发起进攻之前，他就已经到达了莫斯科。

这个我没有查清楚。

但结果是很清楚的，叶挺写了一个报告要说明广州起义的一些情况，没有起到作用。

辩论的关键不是说服对手，而是说服听众。

听众的脑袋里，都塞满了王明的观点，叶挺说什么都不管用了。

对于广州起义错误的辩论已经结束了，没有人再愿意听他的辩解，只一昧的指责他。

心灰意冷，再加上革命失败的打击。

叶挺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

按照叶挺这样的玩法，是很难再次入党的。

可命运就是如此神奇，在脱党十年后的一天。

周恩来找到了叶挺。

07

福建事变现身

关羽来去明白。

叶挺离开时没经过组织同意，不算去的明白，可他离开之后的经历是明白的。

当时他纠结的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没想清楚究竟走哪条路。

有些过程是省不掉的，现在省掉了，未来也要千百倍还回来。

没有人能直接盖第五层楼。

教员他们前期经过多番尝试筛选，对各种救国理论和主义都研究过，最后才确立了列宁主义。

叶挺没有这样的经历。

因此他后来受邓演达的影响，跟第三党有一些联系。

所谓第三党，就是部分人士要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

叶挺没有加入邓演达创办的组织，他加入的是生产人民党。

1933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发动福建事变，打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成立了生产人民党。

叶挺一听老四军的同事们弄了这个抗日的组织，还邀请他去共谋大业，就去参加了。

对于福建事变，教员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十九路军合作打破老蒋的围剿。

但博古和李德认为十九路军是"动摇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其反蒋动机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本质仍是"最危险的敌人"。

结果跟人家签了秘密条约后，还卖了人家一手。

博古这群人可以把马列理论背得滚瓜烂熟，但他们在实际操作时，却显得如此呆板。

就像教员分析的那样，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不管福建人民政府为啥不愿意发动群众。

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十九路军的存在，可以有效帮助红军分担国军压力。

如果我们能帮助十九路军，对红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周恩来也讲 "我们本可形成抗日铁三角，但教条主义蒙住了战略眼光。”

由于红军坐观其变，让老蒋可以从容不迫解决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因此很快就失败了。

随后，李济深等人在潘汉年的帮助下到香港避难，随后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从这个时候起，叶挺跟党组织就有了一些联系。

起码周恩来通过潘汉年这条线，可以找到叶挺。

08

回到正轨

西安事变决后，国共双方开始就合作展开谈判。

老蒋一开始咬死了，就是不允许八路军三个师上面再设立军事指挥机构。

最后因为八一三淞沪会战，在形势的压力下，老蒋才不得已同意了延安的方案。

但八路军改编完了之后。

对于威胁到老蒋基本盘的南方游击队改编，老蒋是铁了心不松口。

老蒋一定要将这支部队溶化掉，绝不答应再像八路军改编时一样，上面有自己的总指挥部，有自己完整的指挥体系。

双方围绕新四军军长人选，开始了谈判。

当时，对于新四军军长的人选，国民党方面属意陈诚、张发奎。

我党不同意，并提议由叶剑英或彭德怀担任军长。

国民党方面表示反对。

老蒋这边咬死了要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往里掺沙子，而延安那边坚决不答应让国民党在自己的部队里安插人。

一个认为，要是不掺沙子就不给改编，另一个认为要是改编被掺沙子了，不如不改编。

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这种时刻，最能反映周恩来的能力。

据《周恩来传》记载，1937年8月18日，他和叶剑英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还在上海会见刚从国外归来的叶挺，请他出面来做改编南方游击队的工作。”

此时叶挺跟周恩来，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见面了。

周恩来并不了解叶挺的政治态度如何，不清楚他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但在周恩来看来，这样一个有特殊历史背景的人，可能是打破国共谈判僵局的契机。

于是他让潘汉年安排，见了叶挺一面。

这一面就是为了摸一摸叶挺的政治态度，看看他对中共的想法。

结果应该是很好的。

周恩来通过这次交谈，起码能把握叶挺当新四军军长，对延安不是什么坏事。

于是给了叶挺一句话，让他参与新四军的改编工作。

你注意，周恩来并没有公开推荐叶挺当新四军军长，他是私下里给了叶挺一个支持，支持他试一试出面解决新四军的问题。

不做过多干涉，只在关键的位置推一把，是周恩来的智慧。

要是周恩来公开推荐，哪怕叶挺是个很合适的人，也会被国民党驳回，反倒不解决问题。

这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给你开一个条子。

你可以尝试做这个事。

至于这个事最后能不能成，要看你自己。

事情不成功，亏损是你的，但成功了，收益得有我一份。

凭什么？

就凭周恩来为那句话承担了风险。

他让叶挺去活动的这个事，如果最后叶挺真当上了军长，却不买中共的账，导致新四军出了损失。

这个责任就是周恩来的。

聪明人最大的优点，就是知道机遇的价值，分得清大小王。

叶挺不仅不生气，反而很感谢周恩来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叶挺只是一时走了弯路，不代表他水平差。

09

三个关键

七七事变后，叶挺回国就是为了参加抗日。

彼时，他很需要一个渠道报效国家，发挥自己在军事上的才能，却因为历史原因，夹在两党之间很难受，对上层的变动知之甚少。

此时，周恩来出现了，给叶挺指出了一条明路。

周恩来暗示叶挺可以找陈诚和张发奎聊这个事。

这个暗示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叶挺很快就通过这个指引，打开了一局面。

有些人很好，有些道理也很对，可就是落不了地。

为什么？

因为他搞不清楚，黑盒子里的利益分配究竟是怎么个事。

很多事后，办事的关键，不在于你有多努力，在于什么？

在于有没有一个关键的人，在关键时刻，帮你讲了一句关键的话。

有，这个事就成了。

没有，那你且撞着南墙吧。

所以叶挺真的很幸运，周恩来这句话帮他解决了大问题。

围绕新四军军长人选的问题，国共双方吵翻了天。

老蒋让陈诚当这个军长，是符合他自己利益的，也符合国民党的利益。

却唯独不符合陈诚的利益。

实际上，不仅延安反对陈诚或者张发奎当军长，就是他俩自己，也不愿意当。

道理很简单。

新四军是由红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而成的，这就是一个烫手山芋。

国民党里的那帮人，不是太蠢了而是太精了，这种项目收益小，潜在风险却无限高的事，谁愿意干？

哪一个也不愿意干。

管好了是应该的，管不好是你失职，而且这只是一个军长，陈诚看不上。

所以当老蒋让陈诚当这个军长时，狡猾的陈诚立马推举张发奎，说张发奎是老四军军长。

老蒋也很会管理下属，他让陈诚自己去跟张发奎谈，别把皮球踢给我。

张发奎头摇的跟个拨浪鼓似的，连忙拒绝。

大家都不是傻子，陈诚能看明白的事，张发奎心里也跟明镜似的。

最后又推举北伐期间担任新四军军长的李济深，李济深很直白的跟陈诚讲：这支部队“不但你指挥不动，张发奎也不行。”

陈诚眼瞅着无法将这个烫手山芋甩出去，急得不行。

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老战友叶挺却突然找上门来，说他愿意接这个活，还是求着陈诚帮自己讲几句好听的话。

这个事就很玄妙。

周恩来在这个时候，把叶挺推到前台，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奇效。

叶挺这个人有历史背书，为人也没有什么问题。

陈诚、张发奎、李济深这些人跟叶挺都曾共过事，又是他自己主动找上门当新四军军长的，又能甩掉烫手山芋，又能做给顺水人情，傻子才不干。

而老蒋一听人选是叶挺，也比较满意。

老蒋很了解中共，认为叶挺脱离中共长达十年，哪怕想给中共做事，也不会被接纳。

再加上有陈诚、冯玉祥、李济深这样有分量的人作保，老蒋很快就同意了。

没想到，叶挺也享受了一把“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待遇。

当所有人都希望你能成的时候，不成也成。

甚至老蒋那边生怕中共不同意，担心夜长梦多，立马就给叶挺发了新四军军长的委任状。

原本要走几个月的流程，三天就弄完了。

要是老蒋得知这背后是周恩来在做局，恐怕能气死。

但叶挺的任命下的太突然，反倒把延安搞蒙了。

10

得到教员认可

教员得知情况后。

一时间没搞清楚，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突然就任命叶挺当新四军军长了？

不知道老蒋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于是并没有第一时间对叶挺的任命作出回应。

教员相当慎重地与周恩来联系，询问“恩来与叶挺究竞谈了些什么”。

还多次致电秦邦宪和叶剑英，让他们去摸叶挺的底。

“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并请“叶挺来延安商谈”之后“再行决定”。

从教员谨慎的态度，你才能看明白，周恩来找叶挺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但这正反映了周恩来的智慧和担当。

叶剑英找叶挺谈话时，叶挺明确讲自己是得到了周恩来的指示，不然他不敢运作这个事。

至于去延安商谈，叶挺非常干脆的就同意了。

他经过这十年的摸索后，已经逐渐明白，中国革命的问题，还是得走中共的道路。

在南京时，叶挺就跟叶剑英等人表态，他完全拥护中央的政治军事战略，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到延安去与中央负责同志当面商谈。

他还表示，如中央不赞成他做军长，他仍可辞职。

叶挺的这番操作和表态，反映了他的水平很高。

1937年10月，叶挺启程去延安。

教员亲自接待了叶挺，两人做了非常深入的沟通。

谈话很成功，教员对叶挺的表态和政治立场非常满意。

10月下旬，交谈结束后，由教员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举行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

教员在会上致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教员这番讲话是有讲究的。

他没有说叶挺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作用，不是轻视叶挺的历史功绩，是担心会让老蒋起疑心，以至于叶挺日后不好开展工作。

这是教员在保护叶挺，才没有提两个起义的事。

叶挺也应邀讲话。

他激动地讲：“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

这就是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基本过程。

事后来看，周恩来引导叶挺去争取新四军军长，真是一着妙棋。

简直是神来之笔。

一下就把局势盘活了，顺利解决了新四军改编的事。

老蒋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其实是被周恩来摆了一道。

历史上，周恩来下的妙棋还有很多，只不过波涛都在水底，鲜为人知。

而对叶挺的真正考验还在后面。

1937年11月初，跟中央失去三年多联系的项英，千里迢迢赶到了陕北延安，教员为他举办了更为盛大的迎接晚会。

南方三年游击战，锻炼了项英。

这位从南方密林里走出来的战士，又会跟叶挺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此文完。